《資治通鑒》的真諦何在？換句話說，司馬光通過《資治通鑒》最想傳達給后世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？
《資治通鑒》關(guān)于治國理政思想的精髓
用一句話概括，就是“一個中心，兩個基本點”。即以“禮治文化”為中心，以“名份論”和“才德論”為基本點。
《資治通鑒》的第一篇“臣光曰”就奠定了全書的理論基調(diào)。司馬光在第一篇“臣光曰”中指出，作天子的*的職責(zé)就是維護禮的神圣性。而恪守禮的關(guān)鍵在于維護名分的合法性。“禮”就是傳統(tǒng)社會的綱常。“分”維護的就是統(tǒng)治的合法性。“名”則是安定政治秩序的關(guān)鍵。什么是“名分”？“名”是身份的表稱，“分”是欲望的限度。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樣的身份，就只應(yīng)享有什么樣的待遇。超過了一定的限度，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給予在下位的，就是泛濫用禮；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該享受的，就是譖越用禮。“名分”就是一道無形的藩籬，它告誡社會各階層：千萬不可超越！否則“君臣之禮既壞矣，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，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，社稷無不泯絕，生民之類糜滅幾盡，豈不哀哉！”概而言之，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維護的是一種等差秩序，司馬光認為“禮”是修身、治國、平天下的法寶，禮樂教化、綱常名分是國家興衰成敗的關(guān)鍵所在。
司馬光的禮治觀
中華民族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被稱為禮義之邦，我們的文明被稱為禮樂文明。但自從漢高祖劉邦任用叔孫通制禮作樂，叔孫通一味迎合劉邦，“徒竊禮之糠粃，以依世、諧俗、取寵而已，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，以迄于今”。叔孫通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導(dǎo)致上古以來傳承不絕的禮越來越沉淪，再也沒有振興起來。一直到了司馬光生活的時代都是如此。司馬光認為：禮的作用太大了！用在一個人的身上，它能讓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，從而事事能成；用在一個家庭上面，那么這家人就能夠按照親疏遠近的不同而用相應(yīng)的禮法相處，從而九族和睦；用在鄉(xiāng)村治理方面，它能夠使長幼都按照倫理法度以禮相待，從而風(fēng)俗敦厚；用在一個諸侯國上面，那么這個諸侯國就會恪守君臣名分，從而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；用在普天之下，那么就會使諸侯們都能夠安心順服皇帝，從而使君臣之間的綱紀得以確立。禮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在廳堂之上守秩序有規(guī)矩的?。∵@就是司馬光的禮治觀。
禮治是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進行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最主要的方式，事實上也是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三千年來最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。禮治的踐行有賴于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相匹配。為此司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論。司馬光認為“才”與“德”是不同的兩回事，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，一概而論之曰賢明，于是就看錯了人。由此司馬光指出了一個讓人沉重的歷史現(xiàn)象：“德者人之所嚴，而才者人之所愛。愛者易親，嚴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。”亂世用人唯才是舉，那是知其不可為而不得不為，而長治久安的用人策略還是要以德為先。所以治國治家者一定要仔細審察才與德兩種不同的標準，權(quán)衡才與德之輕重，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。司馬光指出：“自古昔以來，國之亂臣，家之敗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顛覆者多矣”！《資治通鑒》一開篇所記載的三家分晉的歷史背后，恰恰就存在著一個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。所以司馬光在其第二篇“臣光曰”中就提出了一個貌似很極端的用人觀：“凡取人之術(shù)，茍不得圣人、君子而與之，與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”
禮治安天下
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貫穿《資治通鑒》中的重要思想。在《資治通鑒》中，禮治思想是意識形態(tài)的最高準則，德治理論是社會治理的執(zhí)政綱領(lǐng)。禮治不僅是意識形態(tài)范疇，而且是倫理道德修養(yǎng)的規(guī)范準則、風(fēng)俗美化的源泉。“立政以禮”是傳統(tǒng)社會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，“為政以德”則是貫徹基本原則的思想路線，而教化是禮治和德治的具體實踐。司馬光認為，“夫為國家者，任官以才，立政以禮，懷民以仁，交鄰以信；是以官得其人，政得其節(jié)，百姓懷其德，四鄰親其義。”“君明臣忠，上令下從，俊良在位，佞邪黜遠，禮修樂舉，刑清政平，奸宄消伏，兵革偃戢，諸侯順附，四夷懷服，家給人足，此太平之象也。”這可以說是司馬光理想的治國藍圖，在《資治通鑒》的不同卷冊中有多處大體相似的表述。歷史證明，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有生命力的。《資治通鑒》所倡導(dǎo)的“立政以禮”與“為政以德”的治國模式與為人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鑒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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